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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5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449页。

50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449页。

儒家的理念与制度,使中国历史上有一种机制,保证了平民参政。对于鳏寡孤独,政府提供经常性的粮食救济(常饩);对于一些身体有缺陷的残疾人,政府提供一些适合他们各自身体状况的工作岗位,又以工匠的收入供养他们。

其次，孔子认为,良好的政治是富民的政治,故其治政方略是在庶的基础上的富而后教。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与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私字较早的涵义也是指人物。这些其实讲的都是官家公务者的工作伦理。到战国时期,诸侯纷纷由公而称王,分封制分崩离析,君主集权趋势加强,社会结构变得较为单一,故诸子尤其是法家的论述中,公指的就是君主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及利益,私指的就是君主以下的所有大臣小吏、游学之士、黎民兆庶及其利益。

人们往往将其义利之辨误解为弃绝私利。儒家之礼偏重于公共秩序,孔孟之德强调的是中道和谐,其根本关怀在于公共世界。二、孔孟儒家的分配正义论 公、私在《论语》、《孟子》中并不多见,它们并非孔孟儒学的核心概念。

一、公私概念的分梳 关于先秦儒家的公私观,有人认为儒家提倡大公无私,一味以公灭私;有人又断定孔孟儒家支持贪赃枉法,是典型的腐败;有人认为儒家泯灭了私;有人又认为儒家不要公;有人认为儒家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缺乏公德;有人则持相反看法,认为儒家文化是建设社会公德的重要资源。又云: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即通过教化,形成风气,引导人民孝敬长上,帮助贫困者。孔孟儒家虽然十分关心百姓利益,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公家之利。春秋时代,诸侯与卿大夫在政治舞台上占主导地位,因此,公经常特指诸侯国及其利益,私特指卿大夫及其利益。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公羊传》隐五年云: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正名本质上即是确定各统治阶层的名分及其相应的权力与责任。如果我们把孔孟儒家与之对照,不难发现,儒家既不乏个人权利优先性的原则(所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也十分关怀社会的公共利益(如养老、救济、赈灾等社会福利)。如果把公、私的具体义与所指的实体联系起来,那么,就经济和政治权益的分配而言,我们所要探讨的孔孟公私观的实质就是孔孟如何看待经济和政治权益在君、国与黎民百姓、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严肃、宽厚、信用、勤敏、施惠,至今仍应为为政者之德。良好的政治必须保证老百姓的生存与利益。开放教育与政治,这是孔孟留给后人的最具正义性与公共性的遗产。鉴于上述看法的分歧及有些流行观点的似是而非,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孔孟儒家的公私概念、公私观及其蕴涵的公共事务伦理做重新考察和细致分梳。

王公、公侯所居之地或办公之地,因而被称作公家、公室、公所等;而他们的事务也被称作公事(或单言公);有时则很难分清,如《诗经》中多次出现的夙夜在公(《召南·小星》、《鲁颂·有駜》),其中公既可以理解为公所,也可理解为公事。有官守而不得其职,有言责而不得其言,这就是有名无实,孟子这里主张不尸位素餐,其实却蕴涵着这样的思想,即既然担任公职,就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虚有其名。

其次,孔子为政,必先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孔子之前,官方垄断文化教育,孔子首开私学,收徒讲学,有教无类,仕优则学,学优则仕,把王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开庶人议政、参政之先河。

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像 孟子认为公家(政府)应该制民之产,使得一般百姓具有恒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总体而言,在对待公家的态度上,儒家既反对杨朱的类似今人无政府主义的无君论,也反对农家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反对法家君国至上的理论与实践。孟子强调君子不能受贿: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孔孟的忠德不是后世流俗的愚忠,更多的是忠于职守或公职,勤政敬业,身先士卒。对照古希腊哲人把奴隶仅仅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和财产,孔子对人(哪怕是养马的下人)的生命的关怀就显得十分可贵。在先秦典籍中,私最经常的用法是表示以个人身份而非公家之命做某事,如《论语·乡党》:私觌,愉愉如也。

无论是过还是不及,都不合理。孔孟都非常关注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雅·崧高》:王命傅御,迁其私人。

其实,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不主要是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君子小人原本是就地位而言,小人(即小民)喻于利,是对民生的肯定,君子(在位者)当然不能一心想着利,而应以义为利。这种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影响都极为深远。

在儒家理念的影响下,古代有发达的救荒制度,面临灾荒瘟疫,政府贷给百姓谷种与粮食,移民就谷,减轻租税与刑罚,免除征调徭役,开放关市山泽。这里的公,即公正、公平,治政者只有行政公正,才能达到分配的公平,也才能使百姓满意。此私指听狱之人,当无疑义。儒家之所以批判杨朱,是因为他们退居私人领域而不能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之所以批判农家,是因为他们反对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之所以批判法家,是因为他们以国家机器和公共权力过分干预和压迫私人领域。

孔孟处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政治哲学思考即是由此种变局而引发的。降至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公、私开始具有了抽象的价值义,公引申为公正、公平、均平等;私引申为营私、奸邪、偏私等。

再次,儒家肯定公家(国家)之制不可或缺,但必须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抨击权贵的贪欲,反对苛政和以公图私。人们往往将其义利之辨误解为弃绝私利。

这在《左传》、《礼记》等文献中十分常见,如私觌、私焉、私许、私问、私请、私谨等。再次,孔孟儒家主张政治行为应当遵循公正、公平的原则,批判政治中偏党、奸私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以公正、无私为核心的公共行政美德。

治政者必须重视老百姓的事,尤其是吃饭、安葬、祭祀等生死之事,并提到公的原则。《礼记·王制》几乎重复孟子之言: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比如,孔孟除了强调贤贤的政治原则外,也部分接受了宗法制中的亲亲、贵贵的政治原则,而后两者显然不利于建立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应该给予扬弃。首先,孔子之前,世卿垄断公共政治领域,士以下的庶人无权参与政治。

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此外,私还可以指称个体,墨子把个体之名称之为私名,足以证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私有私人身份、私下之义,起初并没有秘密地、不公开的意思,也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含义,但后来逐步把表示背对公家或其他人的秘密行为称为私,如私盟等,笔者以为,这是私转化为具有《说文》所谓奸之义的关键一步,此时的私具有了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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